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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读渔樵闲话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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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语类》三则教学参考  

2010-09-02 13:43: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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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语类》三则教学参考

    文化背景《朱子语类》三则教学参考 - 雪浪千叠 - 耕读渔樵闲话

    宋明理学所讨论的,主要是以“性”与“天道”为中心的哲学问题,同时也涉及到政治、教育、道德、史学等方面的问题。性指人性,天道即理或天理。《中庸》一开篇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提出了性、道、教三个问题。理学家就是顺着《中庸》的这三个问题接着讨论。理、气、心、性、太极、无极等成为理学家讨论的主要问题。

    在宋明理学六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主要有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个主要的派别,其中朱熹是最为关键的人物。

    朱熹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北宋时期兴起的理学思想,为理学思想体系初步确立了范围及基础。宋明理学发展到朱熹这里,才确立了独特的学术规模与体系,奠定了确然不拔的基础,并影响了此后学术思想的发展达六七百年之久。明清两代一般士人所读的书籍,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都与朱熹的思想有关。另外,为了维护理学的学术地位,朱熹不但反对不同于儒学的佛学、道教,而且还批判了儒学内部与程朱理学不同的其他学派。经过了朱熹的努力,理学从北宋时期一个普通的学术派别,发展为一个有力量、有影响的学派。但是,在朱熹晚年,由于他卷入了当时的党争,朱熹的学说也被禁为“伪学”。朱熹去世以后,党禁解除,他的思想学说得到统治者认可,在南宋末期以至元、明、清时期,逐渐成为官方认可的正统儒学思想。可以说,理学的整个发展都与朱熹有着密切的关系。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中从学术史的角度赞扬朱熹,说他“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这是说,朱熹的学问极其广大,极其精微,是宋代以前百代学术思想的总结。当时江西的陆九渊,浙东的叶适,他们的学问虽然也很突出,但与朱熹相比,总是有所偏颇。这个说法虽然是过去学者的评价,多有溢美之词,但朱熹是理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他的地位非陆九渊、王守仁所可比拟,这一点是我们应该承认的。

    朱熹的一生,大都是在著述与讲学中度过的。儒家经典《易》《诗》《书》《礼》《春秋》,朱熹都有注释和研究。另外,在历史、文学甚至道教典籍方面,朱熹也有广泛的学术兴趣。在朱熹的所有著述当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四书章句集注》。朱熹将《大学》《中庸》与《论语》和《孟子》并列,并用毕生精力为之注释,据说直至去世前还在修改。朱熹在《四书集注》当中,不重训诂,重在义理,以精炼的文字,阐述了他的理学思想,把《四书》纳入了程朱理学的轨道,如他的门徒李性传所说,这是一部“覃思最久,训释最精,明道传世”之作。此外,朱熹还留有《文集》一百余卷,其中保存了他的一些学术论著、讲义、政治文件、序跋、书信以及诗词等。朱熹的门人九十多人记录了他讲学时的一些问答,后人分类整理,编为《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这些资料也是研究朱熹思想的重要依据。

    内容理解

    第一则

    这一则的主要内容是朱子讲读书方法。朱熹不但是著名的理学家,而且还是著名的教育家。朱熹一生,长期聚徒讲学,广收门徒,培养了大批学生。《朱文公文集》中与朱熹有书信往来的门人就有二百多人。《朱子语类》当中记录朱熹语录的也有九十多人。这些门人对于朱熹理学思想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朱子语类》当中记载有“读书法”两卷,朱子门人还将老师的读书法作了归纳,称为“朱子读书法”,共有六条: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课文所选的这一则语录,中心思想就是熟读精思。

    朱熹对于学生读书,一向主张精读,反对贪多。他认为为学者必须通过熟读精思,其学习才会取得进步。朱熹熟读精思的读书法,首先是讲究“熟读”。这也就是文中所说的“读书须读到不忍处,方是见得真味”。他的熟读,是在专精条件下的熟,他主张“书宜少看,要精熟”(《朱子语类》卷十)。朱熹认为只有通过熟读,才能真正掌握书中所讲的义理,也就是他在这里所说的“真味”。他在别的地方还说:“读书之法,先要熟读。须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说道是,更须反复玩味。”(《朱子语类》卷十)又说:“大凡读书,须是熟读。熟读了,自精熟。精熟后,理自见得。”(《朱子语类》卷十)把这些话联系起来看,便可以对他的读书主张有完整的了解。

    朱熹在这里也明确说,读书的最终目的是领略书中的“真味”,就是说要对书中的义理有深刻的体会。因此,朱熹所讲的读书法,并不仅仅是一种读书的方法,而且与他的哲学思想有密切的关系。简单地说,他主张通过读书来“穷理”,来体认天理,最终达到道德品质的完善。

    理或天理是朱熹哲学中的最高哲学范畴。朱熹的天理论是承袭程颐而来,但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更加严密,更加精致,更加深刻。朱熹认为,理或天理是宇宙的根源、根本,天地万物都是由最根本的理所产生,它无始无终,永恒存在。而人的认识活动,也就是他的著名的“格物致知”论,就是要体认天理。朱熹说:“如读书以讲明道义,则是理存于书;如论古今人物以别其是非邪正,则是理存于古今人物;如应接事物而审处其当否,则是理存于应接事物。”从这里来看,读书也是明理的一条重要途径。朱子一生勤于著述,这与他的哲学思想是密切相关的。

    朱熹所讲的通过读书以明的“理”,并不完全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客观世界的规律,他讲的“格物致知”也并不是要去探求客观世界的真理。朱熹虽然有时也主张要认识“草木器用”,但他所讲的“穷天理”,最终还是指人伦、圣言、世故,即儒家所讲的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也就是说,穷理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要增加知识,而是要提高道德修养,提高精神境界。这是朱熹读书以至穷理的最终目标。

    第二则

    此章讨论的是天理与人欲的问题。

    天理与人欲,或理与欲的问题,是宋明理学家所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儒家思想史上的重要问题之一。简单地说,理与欲的问题,就是道德规范与人的物质欲望之间的关系。

    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就是要克制人的一己之私欲,使之符合礼(或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这种主张是儒家的基本思想。所以当朱熹的学生问道,在现实生活中经常被人欲所引导而丢失了天理时,朱熹说这就是“克己工夫”没有做好。儒家一贯认为,天理与人欲是对立的,人欲横行则天理灭,因此要“明天理,灭人欲”。把天理和人欲作为一对对立的道德范畴首先提出来的,是成书于战国中后期的《礼记·乐记》篇:“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这是说,外界事物无穷无尽地撼动人心,而人的好恶的情欲又不能加以节制,这样外物的作用就会发挥到极致,从而使人也随物而化了。所谓人随物化,就是灭绝天理而穷尽人欲。如果这样,人们就要产生悖乱忤逆、欺诈虚伪的念头,就要发生纵情放荡、为非作歹的事情。这种把人欲和天理对立起来的看法,为程朱理学所继承,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论证。朱熹说:“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十二)朱熹把儒家的基本主张归结为“明天理,灭人欲”。

    理学家讲的天理,当然首先是指宇宙万物的本源和世界的根本规律。但同时,他们所谓的天理,也就是指儒家所主张的伦理道德规范。朱熹说:“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文集》卷五十九)理学家所说的天理,根本上还是儒家所讲的仁义道德、五伦规范。理学主张的人的修养目标,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用儒家的道德伦理学说去规范人的行为,也就是用天理格去人欲。这是道德修养的关键,也就是朱熹所说的“天理人欲交战之机”。

    朱熹在文中还讲到圣人、贤人和普通人在理欲之间的选择问题。这又是以朱熹对人性的看法为前提的。总的来说,朱熹认为,人性就是天理在人身上的体现,人性即天理,因此它是纯然至善的,这也是儒家主流的看法,是对孟子性善论的进一步说明。但是,单纯性善论并不能完全解释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人的道德品性各有不同,有的人是善的,有的人却是不善的。朱熹继承了前代理学家的思想,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充分的论证。朱熹认为,人性虽然得之于天理,是纯然至善的,但人又是由阴阳五行气质所决定的,因此人在禀赋天理的时候就各有不同。这就是朱熹所谓的“气禀论”。孔子把人分为四个层次:有生而知之者(一生下来就具有各种知识,这种人只能是先知先觉的圣人),有学而知之者(通过学习而获得知识),有困而学之者(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困惑,然后才去学习),有困而不学者(即使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困难、困惑也不去学习)。朱熹认为,人之所以有这四等,就是因为气质的不同,即对天理的禀赋不同。阴阳调和,五气具备,他们对天理的禀赋没有受到任何遮蔽,这就是圣人。其他人各有偏重,所以对天理的禀赋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遮蔽,这就在道德品质上形成差异。这样,既坚持了性善论,又解释了人为什么会有善恶、贤愚、贫富、贵贱等不同。朱熹对此有非常详细的论述:“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来善底,有生下来便恶底,此是气禀不同。”“禀得精英之气,便为圣为贤,便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禀得清明者,便英爽;禀得敦厚者,便温和;禀得清高者,便贵;禀得丰厚者,便富;禀得久长者,便寿;禀得衰颓薄浊者,便为愚、不肖,为贫、为贱、为夭。”(《朱子语类》卷四)

    当我们对朱熹关于人性的看法有了简单的了解之后,便可以理解,圣人由于完全禀赋了天理,没有受到任何气质的遮蔽,他是纯然至善的,因此在理欲问题上不需要任何用力,自然就会顺天理而行,而不流于人欲。贤人比圣人要差一些。对于普通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禀赋的天理本来就受到不同的遮蔽,未得天理之正,因此在后天的道德修养过程中,就要更加用力,时时刻刻要“克己复礼”,以便不为人欲所牵引。这也就是后天修养的工夫。

    朱熹在这段语录的最后引用《论语》当中的两句话,是为了对前面所说的作进一步的补充和强化。

    曾子曰:“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朱熹在这里引用曾子的这句话,是为了说明,以实践仁德为人生修养的毕生目标,这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情,因此要尽心尽力去完成。这也暗含着对前文所讲的理欲之辨、克己复礼的修养工夫要认真对待的教导。

    第二句是曾子引用《诗经·小雅·小旻》篇的几句诗。此诗本是讽刺周幽王政治昏暗的一首诗,诗的最后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说明在政治上要非常认真谨慎。这几句诗历代流传,至今已成为习语。曾子引用这几句诗,也是表明一种谨慎的态度。朱熹在这里又一次引用,是为了总结前文,说明对于理欲之辨的问题,要认真谨慎地对待,要明天理,灭人欲,这才是道德修养的最终目标

    第三则

    本章讨论的主旨是义利之辨,这与前章的理欲之辨是相关的,也是儒家思想当中重要的问题。义就是道义原则,利就是利益。重义轻利,是儒家一贯的立场,也是朱熹在这一章语录当中要讲明的问题。

    义利问题来源于孔子所说的一句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很明显,孔子把义利对立起来,看做是君子和小人的分界。后来孟子对梁惠王也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孔孟的这些说法,是儒家关于义利关系的基本主张。朱熹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传统,并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一方面认为,作为政府和地方官吏,应该实行奖励生产、开荒救灾、薄赋赈济以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等措施,从这个角度来说,“利”不能否定;另一方面,从每个人的道德修养来说,应该重义轻利,讲义不讲利。朱熹对此还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所谓义,就是“天理之所宜”(《论语集注·里仁》),这是说,符合天理所当做的,就合乎义。而利则是“人情之所欲”(《论语集注·里仁》),是“人欲之私”(《孟子集注·梁惠王上》)。由此可见,朱熹把义利问题等同于理欲问题,把孔孟关于义利的关系从理学的角度作了进一步的论证。在朱熹看来,每个人要加强道德修养,主要的就是要严守义利之分别。朱熹说:“学无深浅,并要辨义利。”(《朱子语类》卷十三)这和文中所说的是一个意思,即义利之辨是学者的“切身事”。

    朱熹之所以特别强调义利之辨,严守义利之分别,一方面是由于这是儒家的传统思想,同时这还是朱熹与其他学派论辩中的主要问题。在南宋的思想学术界,朱熹的理学虽然是主要的一派,但同时还有其他不同的思想学派存在,其中主要是浙东事功学派。浙东事功学派是理学之外的一个学派,以浙江永康的陈亮(1143—1194)为代表。陈亮是朱熹同时代的学者,他与朱熹因为对道的不同理解而展开争论,其中义利问题也是双方论辩的一个主题。朱熹是“谈性命而辟功利”,陈亮是“专言事功”而“嗤嗤性命”。朱熹崇义绌利,主张义利不两立,陈亮则主张义利双行,二者缺一不可。朱熹与陈亮的论争,深刻地反映了功利之学与理学之间的分歧。因此,朱熹的义利之辨,还在于要反对异学,确立理学的主导地位。朱熹曾忧心忡忡地说:“江西之学(指陆九渊之学)只是禅,浙学(主要指陈亮)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旦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朱子语类》卷一二三)在朱熹看来,陆九渊虽然和朱熹对于“天理”的认识不一致,但朱陆的分歧还是理学内部的分歧,因此朱熹认为陆学到一定的时候会转悟过来,可以调和。但陈亮的功利主义思想,却与理学有本质的不同,这才是朱熹所担忧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朱熹要严守义利之分别,还有着现实的动因。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从整段语录来看,门人向朱熹的提问是关于读书的问题,但朱熹的回答却是要明辨义利。这看起来好像是答非所问,但其实是朱熹所认为的读书的大事情。读书首先要明辨义利,是“为人”还是“为己”,是为了成圣成贤,还是趋于愚昧不肖,这是读书的原则,朱熹认为,在这个是非的分界问题上,不容讨论,如果认清了这个问题,读什么书,“却好商量也”。所以,整段语录也是和读书密切相关的,他说的是读书的一个原则性问题。

    问题研讨

    1.对理欲之辨的进一步讨论。

    《朱子语类》当中所讨论的天理与人欲问题,以及义与利的问题,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可以引导学生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尤其是在当代社会中,人的物质欲望与社会规则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人的利益追求与道德准则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结合实际,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会更有意义。

    在这里,我们只对理欲问题从哲学的角度作一简单的分析,以使这个问题的真实含义更加明确。德国哲学家康德曾提出,什么原则能够作为社会普遍道德法则而成为指导我们一切行为的动机呢?康德肯定地说,用感性的经验和欲望作为这种原则是不行的,因为基于感性欲望的原则只能引导到快乐主义。如果人用以指导行为的原则是基于对快乐或痛苦的感受性,那么,尽管这个原则可以成为他自己的人生准则,但决不可能成为社会普遍性的道德法则。也就是说,一切从欲望官能的愉快与否来决定道德法则的动机永远不能成为普遍的道德法则。决定人的意志动机的只能是理性法则,而不是感性法则。真正的道德行为必须服从理性的命令。

    很明显,从孔子的“克己复礼”,孟子的“舍生取义”,到宋明理学的天理人欲之辨,与康德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宋明理学所讲的“存天理,灭人欲”,在直接的意义上,“天理”指社会的普遍道德法则,而“人欲”并不是泛指一切感性欲望,它是指与道德法则相冲突的感性欲望。用康德的话来说,天理即理性法则,人欲即感性法则。理学家所要去除的“人欲”,并不是指人的一切自然生理欲望,在朱熹看来,人因饥饿而“饮食”,是人的正常生理需要,并不违反“天理”,因此把理学叫做禁欲主义是完全不恰当的。理学所讲的理欲之辨,用现代哲学术语来说,其实就是理性对感性的限制,这才是真正的道德行为。

    在天理人欲的关系当中,人的欲望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但道德的本质是对感性欲望加以限制,其限制的具体程度与范围虽然随社会的变迁而变化,但伦理学中理性与感性之间的张力是永恒的,这也正是人之高于鸟兽而成为万物之灵的地方。

    由此,我们才可以对理学所讨论的天理人欲之辨有进一步的理解,同时也会对理学有比较公正的了解,从而避免对理学所讲的“存天理,灭人欲”作简单化的否定。

    2.如何认识、评价明清以来直至近现代包括李贽、戴震等人在内的知识分子对理学的批判?或者说,我们今天应该对宋明理学持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这是一个很难简单回答的问题,也是一个可以引起争论的问题。引导学生对这个问题作积极的思考和讨论,会直接关系到我们对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态度和看法,加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体会。以下只是简单地提出几点思路。

    第一,一定时期对理学和儒学的批判,都有各自的思想史背景,不可以把这些批判绝对化。如李贽对理学的批判,直接的原因是由于程朱理学变成了无需怀疑、无需讨论的官方哲学。在这种文化专制主义之下,自然会引发批判。又如戴震所说的“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其实并不是对理学价值体系的全面否定,他所针对的,主要是统治者片面地借用其道德准则体系中有利于自己的一面,抹杀准则的相互制约性而造成对被统治者的压迫。因此,他的批判其实是指向统治者的。又如“五四”以来先进的知识分子对理学持续不断的批判,主要还是出于救亡启蒙的现实原因,以及一些保守派对儒学的歪曲利用。因此,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这些对于理学和儒学的批判是在什么样的思想背景之下提出的,这些批判又是针对儒学当中的哪一方面。真正理解了这些问题,才可以明确对理学批判的深刻含义,同时也不会对诸如“以理杀人”“灭人欲,存天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作简单、片面的理解。

    第二,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理学以及儒学当然有其落后的、应该批判的一面,而且一定的文化批判有其健康的合理性,这对于中国文化的自我反省有积极的意义。如理学重道德,轻知识,虽然它对儒家的道德哲学有很大的发展,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理学以及受儒学影响的中国文化的重点在人的道德修养方面,对于科学知识方面用心很少,甚至排斥(朱熹的“格物致知”论有一点重视知识的特征,但朱熹最终的目的还是要体认儒家所讲的人伦道德,因此他的最终归宿依然是修养论)。理学的这一特征,对于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最终落后于西方,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又如理学在六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成为官方统治思想,逐渐僵化,排斥异己,并成为加强专制主义统治的工具。理学的这些方面,都是可以批判的。但批判理学并不是要简单地否定理学,而是要作深刻的文化反省,并从今天文化发展的角度作出合理的评价。

    第三,近代以来,先进的知识分子对理学以及儒学批判最为深刻的,就是理学以及儒学阻碍了中国民主思想的产生,阻碍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建立。大多数学者认为,理学以及儒学的基本精神是专制主义的,因此从中国的传统思想当中不可能产生现代的民主思想。

    但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受海外新儒家思想的影响以及国内学术界的变化,人们开始重新反思儒学,重新探讨儒学与民主的关系。传统中国固然没有发展出现代的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但儒家思想是否也有一些和民主思想相通的地方?儒家思想能否为民主的发展提供一些思想资源?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看法,可供学生进一步讨论。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儒家思想与民主(甚至科学)并不是不相容的。儒家思想可以为现代的民主提供某些方面的基础。这个认识的确立,可以对理学以及整个儒学当中的许多问题做重新认识,并对理学和儒学作出更为积极的评价。

    第四,理学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最高峰,它在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在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发展过程中,都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另外,理学对于中国宋元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的统一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在秦汉时期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但魏晋以后,中国分裂了数百年的时间,直到唐代又重新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也恢复了民族之间的融合。但唐朝在思想文化上奉行的是儒、释、道三教并立的政策,并没有建立统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宋朝建立以后,则在哲学思想领域建立了包括自然、社会和个人生活各方面的广泛的哲学体系,这就是理学。理学批判而又融合了佛教、道教,继承并发展了儒学,是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一个高峰。它作为一种统一的哲学理论,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元朝和清朝都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他们在取得政权以后,都以理学为统治思想,都以儒家为正统。此外,理学还逐渐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东南亚地区,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以上所列几条,只是一些简单的思路,没有做充分的展开论证。在教学和讨论当中,应积极地引导学生从所学过的关于儒学的知识当中,从自己对儒学的认识和理解出发,对以上问题进行讨论。在讨论当中,鼓励学生提出持之有据,言之成理的新看法。引导学生逐步认识到,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不仅是对历史上的理学和儒学的认识,而且是对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的认识;这些问题不仅关涉到历史,它更关涉到我们的现在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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