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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读渔樵闲话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日志

 
 

江非《妈妈》:凝定在文明之外的形象  

2010-10-03 19:23: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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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非《妈妈》:凝定在文明之外的形象

 

    江非,本名王学涛,1974年生,山东临沂人。参加第十八届“青春诗会”,获北京文学奖、《诗刊》社第二届华文青年诗人奖。主要代表作有《傍晚三种事物》《水是怎样抽上来的》《中秋节》《到北方去》《一只蚂蚁上路了》等。

 

    在当今充满语言游戏和下半身垃圾的诗坛上,江非的《妈妈》是一首难得的非常本色而优秀的诗作,其诗歌意蕴和精神旨趣,昭示着21世纪汉语诗歌创作的巨大潜力和发展路向。

    在汉语诗歌中,“妈妈”的形象已经相当稳定,“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形象成为汉语诗歌永恒的想象。江非此诗在“妈妈”的品质并没有发掘出多少新鲜的内涵:她依然勤劳、无怨无悔、默默劳作,她依然是游子永恒的情感归依和遥遥的牵挂。然而在江非的“妈妈”的声声呼唤中,一种新的诗歌特质出现了,它是如此的简朴,又是如此的复杂,使“妈妈”的形象永远地定格在现代文明与古老的乡土之间。

    20世纪最后20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加速发展,一批批生长在乡村的青年背起母亲们为他们收拾起的行囊,涌进城市,打工或者读书,他们穿行在现代都市里,感受到光电声色的绚烂,震惊于各种物质文明的奇观,接受了现代文化,尤其是娱乐文化的巨大冲击,地铁、电车、飞机、点钞机、印钞机、玛丽莲·梦露等等,既是感官的刺激,又是心灵的改写:他们知道了另一种生活,一种与乡村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趣味,他们似懂非懂地明白了财富的生产过程和奥秘。于是,当他们再回头来看过去的乡村生活,再审视母亲一生没有走出的那块土地,那永远劳累而贫穷的命运,他们内心中有多么大的遗憾和失落、惆怅和茫然。江非,一个经过现代文明洗礼的诗人,当他以这样的视角再来看看他妈妈背柴火的身影时,他的心里经历了怎样的煎熬与辛酸。

    同样的行走,城市里有地铁,有电车,有飞机,无论多么邻近和遥远,他们凭借这些交通工具轻松而舒服地来回穿行,而母亲却只能背负沉重的生活,佝偻地“爬”行在山坡上;同样是财富,城市人是在“哗哗的点钱声和刷刷的印钞声”中享受着劳动的价值与欢乐,母亲呢,只能面对向晚的夕阳,无言地在自己的背上再添加一点儿柴火;同样是女人,玛丽莲·梦露们以青春、美丽和肉体,这些女性天生的禀赋,享受着生命的欢乐和社会的膜拜,引领着时代和时尚,而母亲,在日复一日的艰难生计中,在乡村小鸟的翻飞中,度过了她最美丽的青春,四十六岁了,还在为着无边的苦难而忧劳,除了身边的乡土,外面的世界与她无涉,她的全部精力和意志只是背回更多的柴火。

    当两种人生形态如此强烈地交织在一起,巨大的文化反差和内心的失衡使诗人陷入一种意识的晕眩和情感的错综中,他摒除了所有的华丽和繁复的表达策略,只有一种独白,一种询问,一种接近原生态的事物罗列,在最亲昵的语态中,把自己穿行在两个文明中的感受和体验认真地叙说给妈妈听。这是真正的返璞归真,充满母子情深,富有生活的情趣与韵味,把那些从都市中归来的青年的激动和自豪在最平凡的语言中表达得淋漓尽致。然而,诗人是有艺术的匠心的,他以良好的艺术感知,在大巧若拙中,巧妙地运用“知道/不知道”之间的所蕴涵的艺术张力:一种对比中不同生命样式巨大反差。

    在《妈妈》中,我们发现,居于诗中的意象主体是那些属于都市中的事物:地铁、电车、飞机、点钞机、印钞机、玛丽莲·梦露。它们是如此清晰、高傲,以一种压倒式的力量占据诗歌的中心,母亲和乡村的事物一点点地被逼向边缘,处于附属的地位。在这短短的20行诗中,关于都市事物的列举占用了15行,属于母亲和乡土的仅仅是5行,强烈的对比如此不相称,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追问这到底是为什么。从全诗来看,诗人向妈妈(包括读者)叙说的中心是都市,都市的事物在一种询问中被急切地无条理呈现出来,而对妈妈的叙说却变成了描写,一种缓慢的接近雕刻式的凝定,诗人的艺术用心何在?

    当城市以巨大的物质繁荣和生活便利吸引了一拨又一拨的乡村青年时,实际上,它昭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现代文明将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几千年沉睡的乡村,两种文化的较量以乡村文化毫无抵抗的形式结束。都市迅速成为人们意识的主要图景,控制了人们的主要话语。在诗人的叙述中,都市里所有平凡的事物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展开,仿佛一个巨大的神话一样,支撑着诗人的兴奋点和话语中心,他一件件地向母亲展示,充满炫耀,仿佛母亲童年时曾经讲述过的那些神话故事终于在现实中神奇地出现一样。在诗人的滔滔不绝中,现代文明的奇迹被赋予了神话色彩,成为一个充满神秘光环难以置信的存在。面向乡土的城市叙述,在21世纪的中国社会中,终于以一种神话般的方式和力量登场。

    在中国新诗史上,诗人对于都市的认知,带有太多的价值判断,美国诗人桑德堡的“都市是邪恶的”论断基本概括了现代中国诗人对待都市的态度,面对都市的抒情,他们或是醉卧舞场,在醇酒美妇中寻求唯美的颓废生活,或是踯躅在冷清的街道上,遥想那些开落在古典里的“容颜”,孤独地守望着消逝的梦境。面对都市,诗人经常处于失语状态中,他们身在此中,然而他们的精神永远不属于都市。江非,一个21世纪初崭露头角的诗人,以他独特的方式摆脱了这种抒情模式,主动放弃价值判断,以一种近于客观的方式,把都市的神奇讲述给中国古老的乡村听,他也摆脱了郭沫若在《女神》中对都市的单纯礼赞,徐迟在《二十一岁人》中的对都市生命青春活力的表达,他在都市和乡村的对照中找到自己的叙述都市的方式和策略,一个相对于乡村来说的文明的奇迹和神话。

《妈妈》的魅力体现在诗中所表现的诗人双重身份现代文明的都市之子和作为乡土中国的母亲之子。作为都市之子,他为占据了物质文明,并以洞悉物质文明的奥秘而兴奋,深感荣耀,他高居于乡土母亲之上,母亲永远只能是他的听众,处于被动地位,无话可说。在诗中他以传道者的身份说话,以一连串的询问开场,他知道母亲对现代文明的一无所知,但他明知故问,一步步把母亲逼到无言的境地,以显示自己作为都市之子的绝对优势,并且迅速告之答案,不容置疑,堵绝了母亲对都市的想象和发言。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中,对于城乡之间的关系的如此表述,它是一个多么有力的象征啊!然而,作为乡土母亲的儿子,他又是谦卑的,他为苦难中的母亲没有拥有那些城里人的生活方式而低下高傲的头:这是自己的母亲,勤劳而朴实的母亲,在苦难中坚强生存而无怨无悔的母亲,养育了如“我”一样的都市之子的母亲。她虽然永远站在现代文明之外,但她凝定为一个不朽的形象在山坡上、麦田里,在祖国的无数的穷乡僻壤中,让我们惦念、忧虑、深思。都市之子和乡土之子的双重身份之间所产生的巨大的情感矛盾和张力,在这短小的诗篇中如此精巧地得以表现,使我们不能不惊叹诗人的敏锐的艺术感觉。

    但是,诗人是有困惑的,当一个很少穿裤子的玛丽莲·梦露正在被整个世界所玩味,成为各种时尚杂志所推崇的美学品味,变成都市女性所争相仿效的楷模和男性追逐的情感对象时,乡村母亲背起沉重柴火的无言的形象是那样地触目惊心。“天黑了”,一个时代就这样结束吗?无数母亲所累积的悠久的生活伦理和生活品格,也将在漫天的黑暗中渐渐消逝吗?当都市之子把一个个现代文明的物件带回到家乡,在改变了母亲的穷苦的同时,又把什么遗漏在这个夜晚?

    在这个重大的社会历史转型时期,让我们和诗人一起思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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